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李曙光教授，地球化学家，1941年出生于陕西咸阳，1960-1965年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化学及微量元素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1983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修，1986年回在科大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主要从事同位素年代学及地球化学研究。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曙光教授是我国最早开展大别山超高压变质作用研究的地球化学学者，并且在近二十年的研究中，与岩石学家一起带动了全国及世界超高压变质作用研究热潮。他在超高压变质作用中同位素体系及变质年代学理论做出许多开拓性工作：如最早测定出大别山含柯石英榴辉岩的Sm-Nd年龄为三叠纪，并证明它们是陆壳俯冲成因，从而获得华北与华南陆块在三叠纪最终碰撞的结论；最早发现并证明造山带榴辉岩中的白云母含大量过剩氩；证明了超高压变质矿物与退变质矿物之间存在Nd，Sr同位素不平衡；在世界上首次精确地测定了榴辉岩中金红石的U－Pb年龄。这些工作为正确进行超高压变质定年作出了决定性贡献。此外，超高压变质岩的折返机制是大陆深俯冲研究的著名科学问题。李曙光教授首次测定出大别山超高压岩石具有二次快速冷却的曲线，对多阶段快速抬升历史给出重要制约。结合测定南秦岭同碰撞花岗岩的年龄及俯冲陆壳不同构造单元的Pb同位素填图，他给出了俯冲上下陆壳之间解耦及板片断离的证据，并提出了一较完整的超高压变质岩多阶段折返模型。
上述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高度重视，他有2篇90年代超高压变质岩年代学论文他人SCI引用超过百次，1篇2000年论文超过50次,成为该领域研究经典论文。第一作者论文的SCI他人引用超过600次，在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公布的SCI引用排名榜进入世界地球科学前1000名。
李曙光在科学事业上能取得这些业绩不是偶然的，是与他坚持“红专并进”,做人做学问并重,和艰苦奋斗的精神分不开的。
闹专业思想问题历来是大学地质系的普遍问题。“地球化学”也并不是李曙光考大学的理想志愿，中学阶段的航模活动培养了他立志航空事业的梦想。60年入校报到时得知自己被分配到地球化学专业，他当晚就失眠了，本想“上天”，现在反倒“入地”了；但仅一个晚上，他就想通了，还是大道理管小道理，“个人志愿要服从社会的需要，何况我又是共产党员，是党和人民培养了我，我更不能在这个问题上讲价钱” 。他认为既然命运安排你从事这一门学科研究，就要主动培养这方面的兴趣，有了兴趣才能钻的进去。在大学学习阶段，当许多同学抱怨地球化学不定量、不科学时，他认为抱怨现状没用，应看到使地球化学进一步定量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机遇。在大三学物理化学课时，他就不断思考如何将物理化学原理应用于地球化学研究，并准备了一个笔记本专门记录下来。尽管现在看来当时的很多想法很幼稚，但它反映了一个年青学子的追求，正是这些思考使他真正产生了对地球化学的兴趣。他经常向新入学的地化专业学生讲述他自己的这一经历，教育学生懂得学科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要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
李曙光教授一贯认为，搞科学研究就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 要持之以恒，要肯于投入，肯于花大力气，要付出毕生精力。40年来，李曙光一直在教学科研第一线工作，他对各种虚名不感兴趣，各种社会兼职的头衔也非常之少，这使他能持续不断的集中精力与教学和研究。虽然他在高校工作，却从未休过寒暑假，周末也坚持工作，晚上还要加夜班。每天除了早锻炼和做必要的家务劳动外，其它一切从简。他这种刻苦工作精神坚持了一生。他常说，搞科学研究不付出超过常人的努力，怎么能获得超过他人的成果？
集中精力抓关键科学问题是李曙光教授研究工作得以成功的关键。为了在超高压变质岩年代学研究的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先地位，近20年来，他放弃了过去比较熟悉并有一定积累的太古代研究，和一度很感兴趣的地幔地球化学研究，把全部精力集中到秦岭-大别造山带及超高压变质岩研究中。他说在国际竞争中，我们经费和试验条件与发达国家比都处于劣势，只有在精力投入上大大超过他们才有可能做出国际水平的成果，这就要集中精力。道理虽然简单，然而不懂得放弃，什么都想要，就不能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现在很多单位科研人员获得科研经费的多寡与个人收入挂钩，如果从个人功利出发争取经费，多多益善，势必目标分散。对待科研经费他的态度是够花就行，经费是为实现科学目标服务的，他不去花很多精力去争取大而全的项目，更不为了获得经费去参与那些与自己主攻方向无关的项目。他说“承担项目过多势必分散精力，如果不能全力以赴做好，浪费纳税人的钱于心不忍”。18年来他一直主要依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做工作，他参加的973项目和一些重大、重点基金项目也都与自己主攻科研目标一致，被人称为是“拿小钱做大事”。
李曙光教授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是他在科研上获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初期，他被公派到美国ＭＩＴ进修，师从著名地球化学家S.R. Hart教授。在美国学习的两年中，他懂得了“什么是现代科学，怎样做科学”。此前虽然深知指导科学研究需要“三严”精神，但实际做法却是很粗放的。在那里，他真实感受并学到了搞科学需要的严格的态度、极其严谨的作风和非常严密的工作方法，以及必须怎样从全球的视野和科学基础上提出问题，进行研究。回国后，他把这些收获全部渗透到了研究和教学中去。为了获得准确的同位素年龄，凡是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数据， 他都坚持亲自出野外采样， 亲自在显微镜下严格挑选新鲜矿物颗粒，亲自做化学试验。因此，他报道的大别山超高压变质岩年代学数据均经得起国外同行的检验，从而获得良好声誉。
李曙光教授非常关注年轻科研人才的培养及团队建设，在待人上他礼贤纳士，不怕别人超过自己，并积极帮助新人开展工作。如他非常积极热情的从德国引进了中科院第一批“人才计划”学者郑永飞教授。当有人问他你不怕郑永飞来了超过你？他说“我没想这些，我只考虑科大地化的发展需要有高水平的人才接班，我的水平不会因郑永飞来而降低，也不会因他不来而升高，我就是我。”郑永飞初到科大时，为使他能迅速开展大别山超高压变质岩工作，他积极向他提供样品，协助他出野外，熟悉大别山地质，并热情支持其担负的系领导工作。此外，他积极推荐在极地环境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青年教师破格提拔为教授。他指导的研究生不多，最多时同时在读研究生也仅4-5人，但他对每个研究生的培养都花费极大精力精心培养，为每个人选择有创新前景的课题，保证足够的研究经费，学生第一次出野外和做实验他都亲自指导，在学术遇到难解的问题时他总是身先士卒查文献，思考问题，提出解决的思路和办法，在帮助研究生修改论文时一丝不苟，经常一篇论文修改4-5遍，有时甚至7-8遍。他经常教育学生在学术上要诚实，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要尊重前人成果，又要努力做出超过前人的成绩。在学术上他严肃认真，提倡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活跃学术气氛，他总是学术会议上最活跃的提问者之一。作为地球化学家，他乐于与地质学家合作并向他们学习，在与地质学家一起出野外时，他不懂就问、虚心求教，这也是他能在化学地球动力学领域有所建树的原因之一。
作为一名入党45周年的老共产党员，在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时，李曙光教授首先感谢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李曙光教授说，虽然他一直在基层工作，是一个普通党员，但作为党员，参加了革命，如何在平凡岗位上做一名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员，实现入党的誓言是他经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当年公派到美国进修时，在飞机上看到纽约美丽的夜景，使他认识到中美的差距，面对差距他想到的是我们再也不能耽误下去了，要奋起直追。在美国学习的两年，他每天工作到12点多才回宿舍，别人介绍给他的为石油公司翻译资料挣点外快的差事他也谢绝了，主要是想集中精力多学点东西，不能辜负祖国派我们出来的期望。他一直谨记“是祖国把我送到这里，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回国为国家尽力”。李曙光教授在过去40多年工作实践中一直把做好本职工作，积极投身学校的改革、发展作为自己的基本要求。把关心政治，坚持党性原则，关心党的建设和国家命运作为一个党员应尽的责任。他除了出色完成自身的大量教学科研任务外，还长期兼任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及系总支委员，做了大量基层教学、行政服务工作。在担任85级班主任期间被评为优秀班主任，2004年被评为科大优秀共产党员。